长大以后，我应该成为什么样的经济学家？在今年伊始的几周时间里，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令人尴尬。
英国央行(BoE)首席经济学家安德鲁•霍尔丹(Andrew Haldane)因将经济学家比作天气预报员而登上新闻头条。唉，这不是一个恭维经济学家的对比：霍尔丹提到了1987年10月迈克尔•菲什(Michael Fish)在英国电视台黄金时间做出的声名狼藉的预测，他不假思索让观众放心，不会有什么飓风，因此“不必担忧”。之后，一场暴风雨导致英国18人、法国4人死亡。
但如果经济学家真的像天气预报员，那么教训是，他们应该继续努力预测。气象学家的工作不好干，但他们干得很好——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每天50万次天气测量和强大的超级计算机模拟。或许经济预测也应该效仿这种方法。就目前而言，许多严肃经济学家认为，只有傻子和骗子才会进行经济预测，真正的经济学家的工作完全不同。
那么经济学家的工作到底是什么？经济思想史家贝亚特丽斯•谢里耶(Beatrice Cherrier)指出，经济学家长期以来一直在为这个问题寻找一种理想的比喻。在19世纪，经济学一部分是科学、一部分是伦理学，还有一部分是人文科学。后来，经济学家喜欢自比为物理学家，借用了物理学的行话、方法论和数学。随着原子分裂后物理学成为一门令人敬畏的学科，经济学家必定也想要寻求同样质量的洞见，更别提声望和资金了。
经济学是否真的因借鉴物理学观念而变得更强依然存在争议。一些评论人士称，经济学家应该拥抱心理学观念。其他人干脆说，经济学家借用了不适当的物理学理论，而如果他们使用更现代的技术工具，他们就会取得更好的结果。
还有一种观点是，经济学应该是解决问题的实践型学科。按照这个逻辑，最著名的提议是约翰•梅纳德•凯恩斯(John Maynard Keynes)随口说的一句话：期待有那么一天，经济学家将是“像牙医那样的谦卑、能干的人”。
对我来说，谦卑和能干听起来还不错，而且从其他方面来说牙科似乎也是个不错的榜样。牙医不会预测今后十年里你可能有多少龋齿问题；他们告诉你要用牙线，而且别喝碳酸饮料。牙医知道，他们的工作不是预测，而是预防或解决问题。
但英国皇家文艺学会(RSA)的项目总监托尼•格里纳姆(Tony Greenham)最近宣称，凯恩斯完全错了。他说，牙医建立在客观科学基础之上，但经济学不是：经济分析应该包含打破思想流派，在随后必须投票做出选择的公众面前辩论观点。格里纳姆当然有一定道理。经济学永远不会成为硬科学，因此始终存在辩论的空间。大多数经济决策会产生赢家和输家，每一方都有权发出自己的声音。
然而，如果牙科提供了一种具有实际操作性的循证方法来解决问题，我不确定格里纳姆建议经济学家不要采用这种方法是否明智——除非真的没有任何希望。
数位领先经济学家都说，经济学应该更贴近实践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尔•罗斯(Al Roth)表示，经济学家应该像工程师一样。罗斯设计了让学生与学校、以及肾脏捐献者与接受者相匹配的体系。他的观点是，在设计此类体系的时候，仅勾画出框架还不够——对物理学家或经济理论家而言做到这样或许就够了——还需要把细节填充完整。
与此同时，埃丝特•迪弗洛(Esther Duflo)最近在芝加哥发表了享有盛名的“埃利演讲”(Ely Lecture)。迪弗洛虽然过于年轻而没有获得诺贝尔奖，但在经济学界很受看重。她认为，经济学家应该像管道工那样工作，或者至少“我们中应该有一些人花部分时间做部分那样的工作”。
对迪弗洛来说，管道工的工作比工程还要实际：管道工不仅必须安装系统，而且还必须随时观察，在出现明显泄露和堵塞的时候进行修补和疏通。在理论上有重大意义的问题可能在实践中微不足道，反之亦然。
因此或许我应该是气象学家、牙医、工程师或者是管道工——或者像其他人建议的那样，应该是心理学家、流行病学家、历史学家、人类学家或者数据科学家？当然，关于经济学美妙又讨厌的事情是，当我们努力理解身边令人目眩的经济互动的时候，所有这些方法（以及其他方法）都能提供一些启发。难怪经济学如此有趣，又如此难做好。
在我考虑所有这些职业建议的时候，我不禁想起了比尔•菲利普斯(Bill Phillips)。菲利普斯1914年出生于新西兰一个农民家庭。他通过函授学习了工程学，挖过金矿，捕过鳄鱼，还是战争英雄。他研究了社会学，但后来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(LSE)当了经济学教授。他撰写了或许是有史以来被引用最广的宏观经济论文，文章描述了“菲利普斯曲线”。他学了多种语言，后来又痴迷上复杂的动态系统和中国经济。他还创建了首个展现英国经济的计算机模型。那是一台液压计算机——一个利用管道工程设计的平衡系统。
